澳门娱乐平台 两晋南北朝——晋室危局（122）

话说公元322年，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敦以“清君侧”为名，从武昌起兵直逼建康。他宣称要铲除皇帝身边的奸臣刁协、刘隗，实则是对晋元帝削弱王氏势力的反击。当王敦的军队打到建康城外，驻扎于石头城时，整个京城陷入了一片恐慌。

正月十七日，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。晋元帝命令刁协、刘隗和戴渊率领军队进攻石头城，同时派遣王导、周顗、郭逸、虞潭等兵分三路出击。这场战役打得异常惨烈，但朝廷军队终究不敌王敦的精锐之师，最终全线溃败。

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下当时的权力格局。西晋灭亡后，司马睿在王导、王敦等北方士族的支持下，于317年在建康称帝，建立东晋。但皇权与士族权力之间的平衡十分微妙。王敦坐镇武昌，控制着长江中游，手握重兵，早就对朝廷产生了威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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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败的消息传到宫中，太子司马绍坐不住了。这位年轻的太子性格刚烈，颇有胆识，他当即就要亲自率领将士与王敦决一死战。当他登上战车准备出发时，中庶子温峤一把拉住马辔，厉声劝谏道：“殿下是国家的储君，怎么能如此轻率地置身险境！”说完竟抽出剑来，一剑斩断了马颈上的皮带。太子见状，只好作罢。

这个温峤可不是简单人物。他后来在东晋政坛上扮演了重要角色，此刻的果断谏阻，展现了他过人的胆识和远见。若不是他这一拦，太子若有什么不测，东晋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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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太子被劝止的同时，王敦的军队已经在城内肆意劫掠。官员们四处逃散，皇宫中乱作一团。在这混乱之际，唯有安东将军刘超沉着冷静，按兵不动，坚守岗位，还有两位侍中陪伴在皇帝身旁。

面对如此局势，晋元帝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——他脱下战袍，换上朝服，环顾四周，沉痛地说道：“王敦若是想要我的位置，早点说出来就是了！何至于如此祸害百姓！”这话说得颇有深意，既表达了对王敦的不满，也透露出几分无奈。

更让人意外的是，皇帝竟然派人去对王敦说：“如果您还念及朝廷，就此罢兵，那么天下尚可共享太平。如若不然，我就回琅琊封地去，给贤能让路。”这番话看似软弱，实则暗藏玄机。晋元帝以退为进，将难题抛给了王敦：若是执意逼宫，就是公然篡位；若是接受和谈，就要放弃彻底掌控朝政的机会。

再说战败后的刁协和刘隗。二人狼狈入宫，在太极殿东阶见到皇帝。晋元帝握着他们的手，流着眼泪劝他们尽快逃离。刁协坚持表示要誓死效忠，皇帝却说：“如今情况危急，不得不走！”于是下令给他们配备人马，让他们自行逃命。

这里有个细节很值得玩味：刁协年纪已大，不擅骑马，再加上平时待人苛刻，招募的随从都中途逃散了。结果他逃到江乘时被人杀害，首级被送给了王敦。而刘隗则成功逃往后赵，后来还在那里官至太子太傅，得以善终。两个人的不同结局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平时的为人和处世方式。

王敦控制建康后，晋元帝不得不命令公卿百官前往石头城朝见。这场会面充满了戏剧性。王敦先是问戴渊：“前日的战斗，你还有余力吗？”戴渊回答得很有技巧：“岂敢有余力，只是力不足而已。”这话既承认了失败，又暗指力有未逮，保全了颜面。

王敦又问：“我这次举动，天下人会怎么看？”戴渊答道：“只看表面的人会说这是叛逆，体会诚心的人会说是忠义。”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，既不得罪王敦，又保持了士人的气节，可谓十分巧妙。

接着王敦对周顗说：“伯仁（周顗的字），你辜负了我！”周顗的回答更绝：“您率兵犯上，我亲自率领六军抵抗，没能成功，使王师败绩，正是在这方面辜负了您。”这话说得不卑不亢，既点明了王敦叛逆的事实，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。

正月二十日，朝廷宣布大赦，任命王敦为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江州牧，封武昌郡公。但王敦假意推辞，没有接受。这种以退为进的做法，显然是做给天下人看的。

其实王敦与朝廷的矛盾早已有之。当初西晋灭亡，四方劝进司马睿称帝时，王敦就想专擅国政，因担心皇帝年长难以控制，甚至想另立他人，只是王导不同意才作罢。这次攻占建康后，王敦对王导说：“当初不听我的话，几乎导致全族覆灭。”

王敦对太子司马绍尤为忌惮，因为太子勇敢有谋略，深得朝野人心。他想以不孝的罪名废掉太子，于是在百官大会上声色俱厉地问温峤：“皇太子以什么德行著称？”温峤从容回答：“太子深思远虑，岂是浅薄之人所能度量。按礼法来看，可称得上孝了。”众人纷纷附和，王敦的阴谋未能得逞。

这段对话特别精彩。温峤的回答既捍卫了太子，又滴水不漏，让王敦找不到把柄。可见在当时的环境下，朝臣们不得不以这种委婉的方式与权臣周旋。

晋元帝在广室召见周顗，问他：“近日发生这么多大事，二宫（指皇帝和太子）安然无恙，诸人也平安，大将军应该满足了吧？”周顗却直言不讳：“二宫确实如诏书所说安然无恙，但我们这些臣子就难说了。”护军长史郝嘏等人劝周顗躲避王敦，周顗却说：“我身为大臣，朝廷遭此大难，岂能再苟且偷生，甚至投奔胡人？”

周顗的刚正不阿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。王敦的参军吕猗曾经担任台郎，是个谄媚小人。戴渊任尚书时就很讨厌他。吕猗趁机对王敦说：“周顗、戴渊都有很高的名望，足以迷惑众人。他们最近的言论毫无愧色，若不除掉，恐怕后患无穷。”

王敦一向忌惮二人的才能，觉得吕猗说得有理，就故意试探王导：“周顗、戴渊在南北士族中都很有声望，应该让他们位列三公吧？”王导不答。又问：“如果不任三公，难道只当尚书令或仆射？”王导仍不回答。王敦最后说：“如果不这样，就只能杀掉了！”王导还是沉默。

王导的沉默十分值得玩味。作为王敦的从弟，他在朝中担任重要职位，处境十分微妙。一方面要维护王氏家族的利益，另一方面又要保全朝廷体面。他的沉默，既可以理解为默许，也可以理解为不置可否，给后世留下了无数解读的空间。

正月二十三日，王敦派部将邓岳逮捕周顗和戴渊。有意思的是，就在此前，王敦还对谢鲲说准备让周顗当尚书令，戴渊当仆射。当天他还问谢鲲：“近来人心如何？”谢鲲说：“明公的举动虽然是为了保存社稷，但舆论并未理解您的高义。如果能任用周顗、戴渊，人心就会安定了。”王敦怒道：“你太糊涂了！这两人不堪大用，我已经把他们抓起来了！”谢鲲愕然失色。

参军王峤引用《诗经》中的句子劝谏：“‘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’为什么要杀名士呢？”王敦大怒，要处斩王峤， 众人都不敢说话。谢鲲劝道：“明公举大事，不杀一人。王峤因进谏违背旨意，就要被杀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”王敦这才放了王峤，将他贬为领军长史。

最悲壮的一幕发生在周顗被押赴刑场的路上。经过太庙时，他大声疾呼：“贼臣王敦，倾覆社稷，枉杀忠臣。神灵有知，当速杀之！”押解的人用戟刺伤他的嘴，鲜血流到脚后跟，他仍从容自若，旁观者无不流泪。最终，周顗和戴渊在石头城南门外被害。

周顗之死，特别令人感慨。他原本与王导交好，有一次王导在朝堂上叫他，他醉醺醺地说：“今年杀了那些贼奴，取个斗大的金印系在胳膊上。”这本是醉话，却让王导记恨在心。所以在王敦问起是否该杀周顗时，王导保持了沉默。后来王导得知周顗曾经在皇帝面前为自己辩护，后悔莫及，说出了那句著名的“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”。

王敦之乱虽然暂时以王敦的胜利告终，但这场风波的影响远未结束。晋元帝在忧愤中于同年闰十一月去世，太子司马绍继位，是为晋明帝。明帝即位后，最终平定了王敦的第二次叛乱，维护了东晋王朝的稳定。

纵观这场危机，我们可以看到东晋初年皇权与士族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。王敦的反叛不仅是个人野心的体现，更是当时门阀政治的一个缩影。晋元帝试图加强皇权，削弱王氏势力，却引发了强烈反弹。最终，东晋王朝不得不在皇权与士族权力之间寻找平衡点，这种平衡将成为东晋政治的一大特色。

在这场权力博弈中，各个角色的选择也耐人寻味。王导的沉默，周顗的刚直，温峤的机智，晋元帝的无奈，都展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在政治危机中的不同应对方式。他们的选择，不仅决定了个人的命运，也影响了整个王朝的走向。

原载于微信公众号《康乃翁文史之窗》

发布于：湖北省